那是整个赛季最昏暗的一个月，最黑暗的一个星期。死亡，悲剧，欺诈，非议接踵而至。没有人会忘记伊莫拉，会忘记1994年圣马力诺大奖赛。对于我们这些亲历其中的记者来说，那个5月所发生的一切仍旧历历在目，在报道那个赛季比赛时心力交瘁的感觉也依然铭心刻骨。
那一年，F1苦心经营了10多年的安全记录在瞬间轰然倒塌，那一年我们怀着巨大的悲痛在一周送走了两个人——阿亚顿塞纳和Roland Ratzenberger。在一连串不愉快的争吵和事故中，迈克尔舒马赫从贝纳通崛起，成为新的世界冠军。
那一年，达蒙希尔的雄心壮志伴随着他在阿德莱德的撞车一起灰飞烟灭，很多车手遭遇重大事故。有人丧生了，有人则幸存了下来。
本质上，那个五月为我们奉献了最好的也是最烂的剧情，可事情远远没那么简单。1994年5月1号星期日，上帝带走了塞纳，在记忆深处留下了最深的一道伤痕。两周后的蒙特卡洛，摩纳哥大奖赛显得格外肃穆，浓浓的伤感弥漫在街道上空，到处都是催人泪下的回忆。如果说前排空着的发生位置是人们对于已故的塞纳和Ratzenberger的怀念，那Karl Wendlinger 在隧道出口处的撞车——然后在昏迷几天后终于苏醒——则最大限度地考验了每个人的神经系统。
当然也会有其他的事故、旅途和经历。但在1994年5月，灾难宿命般的一件件纷至沓来，不留任何喘息的空间，我们甚至都没有机会停下来理清自己的思绪，想想原因就看着这个灾难走，那个灾难来。电话铃声就像是这出悲剧的配乐，终日不停地在响，不是为了新闻报道，就是又有新的事件发生，不断加深着恐惧。为了满足贪婪的媒体，我们不停做着折磨人的工作，却还要在回家后，试图保持一种正常人的人性观点，对待现实生活。每个电话都冗长无比，每段经历都疲惫不堪，试图从我们已经麻木的四肢和干枯的思想中抽走最后一丝精力，让心跌到谷底，然后再慢慢愈合。
我会忘记这一切吗？我想我不会。可怕的预兆和眼泪横飞的悲惨结局是1994年圣马力诺大奖赛的写照。从星期二车手抵达后，空气里就笼罩着一股不好的征兆。那是我最后一次采访塞纳，他坐在威廉姆斯车队motorhome外面说笑着。后来我在星期一离开时造访了Tamburello弯，塞纳身亡的地点，还有血迹残留在赛道上，旁边的灌木丛，栅栏和树上都已挂满了鲜花。
伊莫拉承载过很多黑暗让人揪心的时刻，而那一年发生的一切在这基础上又增添了一道伤疤。意大利中部，前往去赛道的路上会经过绵延起伏的葡萄园，它们归Emilia Romagna所有。这些葡萄园是乐观和春天的象征，从很多方面说，现在仍然是。
但这一次，如果这是最后的告别，亦是苦涩的经历；回忆如洪水般泛滥，美酒绕过舌尖则更为甘醇。那个下午，在古老拥挤的新闻中心，每个人都被震住了。有人在恸哭，有人在啜泣，还有人干脆放声大哭。大多数人则是不可自已地颤抖，肾上腺素从身体的每个角落涌出，当时所承受的工作负荷，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有第二次。
和现在一样，圣马力诺站是新赛季在欧洲的第一场比赛，本应该有宜人的天气，和煦的阳光，然后制造出大把有趣的故事，围场的聚会，在当地的餐厅聚餐到很晚，穿插着愉快的闲聊和娱乐活动。但是在1994年，因为一些无法可知无法理解的原因，情况完全不是那样，在那漫长的一周，恐惧不断升级，而快乐则随着枯竭。
星期二，在已经过分拥挤但依然友好的围场里，塞纳皱着眉出席一个赛前公共活动，当时他刚从麦克拉伦转会到威廉姆斯，日子过的并不如意，尤其让他气愤的是他觉得年轻的舒马赫取得的优势有些不合常理，后者最终在贝纳通功成名就。
那天在motorhome里，我还记得他笑着和BBC的老牌评论员Murray Walker说Walker是怎样改变车手名字发音的。他们笑了，这可能是塞纳最后一次如此开怀的大笑。当时他被各种质疑包围，还要不断和心中的动摇做斗争，人们怀疑他对机械的天性和临场的技术水平不如那个来自Kerpen的新人。
当天晚上，在Porshce举办的一场赞助商接待会上，一名为美国报纸工作的澳大利亚记者在抽奖环节赢得了一辆车。那的确是辆好车，很多人不惜赶到这家离赛道几公里外的餐厅，把餐厅挤得满满的，就是为了把这辆车开回家。结果揭晓后，大部分人都发出一声失望的叹息。那个记者后来可能察觉到了附属在这辆车上的一些诡异含义，最后把车给卖了。
一般而言，媒体和赞助商的晚宴一开起来就没完没了。菜一个接着一个上，混乱的组织，过度拥挤和散漫都会拖延时间。但在那天，很多人都心情低落，饿着肚子早早地回去了。这在当时很难被察觉到，但其实事情在开始就不对劲了。很少有人会在离开一家意大利餐厅时不带着微笑的。
星期五，一场事故让所有人都为之侧目，年轻的巴里切罗重重地撞毁了他的乔丹赛车，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身负重伤或者已经丧命，但是F1史上最重要也是最无价的一个人——Sid Watkins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最后巴里切罗奇迹般的九死一生，只是鼻子有点骨折。当他从昏迷中醒来，睁开眼睛看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塞纳。
巴里切罗震撼了，留下了激动的泪水，这个来自Paulista的小子把塞纳看成是自己的恩师，他们经常一起旅行，一起打发空闲时间。在大家巨大的惊叹中，年轻地巴西人活了下来，不仅如此，当他的车被装箱送回英格兰的时候，他已经回到围场里和大家讲述自己的经历了。
眼泪还没流干，另一些奇怪的事情扰乱了伊莫拉原来的节奏。塞纳的不安显而易见，他把这些告诉了最亲密的朋友和顾问，他们窃窃私语着，但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星期六，塞纳的信心再度被动摇了，在第二次练习赛中（当时的第一次练习赛是在星期五晚上进行），年轻的奥地利车手Roland Ratzenberger的Simtek赛车在Tosa弯失控，车高速撞向旁边的护栏，四分五裂，很明显这是安全措施上的疏漏。在这场重大事故中，Ratzenberger失去了自己的生命，恐慌开始了。
当时F1已经许久没有发生过死亡事故了，以至于很多记者都不知道如何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事件，练习赛被终止了。
Ratzenberger是个充满希望充满欢笑的车手，他虽然没有能够震惊全世界的过人天赋，但却有自己的目标，并且为此付出了很多心血。他热爱自己的工作，千辛万苦才把握住了进入F1的机会。在赛道外，他是最幽默最英俊也是最讨人喜欢的几个车手之一。
看着他的躯体被抬走，听着头顶直升飞机的哀鸣，赛道广播员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广播电视匆忙找了些许感人的催情，配以悲哀的基调，以及他人的痛苦与悲伤，拼凑着节目，眼泪真真切切地划过每个人的脸庞。朋友们站在卡车后互相拥抱，落寞的身影让每个人都心生怜悯。
作为这项运动的最直接参与者，车手成群结队地站着，大多数人也都很手足无措，又是塞纳先采取了行动，就像星期五一样，他想亲身体验这一切。于是他去了事发地点，又拜访了赛道的医疗中心，但这次就算是The Prof也无能为力了。
之后排位赛的恢复可以说是个小小的奇迹，塞纳星期五的成绩已经足够让他拿到他最后一个杆位了，他位列舒马赫前。尸体被运走，Ratzenberger的死讯并不是在赛道上宣布的，正赛将照常进行。
新闻中心里，电话铃声此起彼伏，记者们交换着手中的信息，共同努力把新闻原音转化成文字放到网上，无数人正在焦急等着新闻。本来只要为星期日的报纸写一篇400-600字的报道，概括下排位赛的情况。现在数量几乎加倍，主编们要求有业内人士的反响及目击者的描述。这个奇怪的星期六，从不寻常走向了丑陋。
当天晚上，事情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打击开始慢慢平复成下意识的东西，然后争论和分析就从乡村与小镇的餐桌上， 弥漫到每个虔诚而又勤勉的意大利家庭之中。死亡与随之而来的悲剧和打击影响到了每一个人，那是一个不眠夜。
带着个人感情的对话一直持续到后半夜，电话依然不停地在响。伦敦那里要求我们为星期一出版的报纸做个专题，分析一下死亡是为什么，又是如何重新回到这项满是花花公子和技术人员的运动。给我的电话是镜报打来的，让我就这个话题做一个两版的专题，还要采访一个了解这项运动和历史的重要人物。电话是凌晨2点45分接通的，打了半个小时。
身为体育主编的他今晚肯定无法入睡了，要为即将打响的，和英国最流行的小报——太阳报的发行大战做好准备。和我一样，太阳报的记者也接到了要求加班的电话，和我一样，他也很累了。
最后，来到了比赛当天：1994年5月1日，星期日。我早早地就出发了，和尼基劳达就F1的安全问题做了一个访问，发布掉工作，漫长的早晨充斥着非官方的审问，之后加入了大部队，跟随塞纳的一举一动。最后他表情凝重，若有所思地宣布会参加比赛。
塞纳走进自己的赛车，把车停到杆位的发车位置，出发。发车后的连环撞车引发了安全车的出动，然后，他，走了。事故发生在第七圈，之前安全车带了四圈，塞纳领先，在第六圈防住了舒马赫的进攻，刚刚进入第七圈，塞纳的车在Tamburello弯颠簸弹起，以190公里的时速撞向水泥墙，右前轮的一个钢悬挂突然折断，直接刺穿了他的黄色头盔，和右太阳穴。此时，第七圈才刚刚过了12.8秒。
意大利电视镜头记录了事故全过程，并且向大众播出。赛会出动红旗停止比赛，之后比赛恢复，舒马赫获得冠军，车手们在比赛结束后才被告知塞纳的死讯。而新闻中心早已炸开了锅。
一个女记者不顾一切地哭喊，尖叫，砸东西。由于写书的原因，她和塞纳的关系很好，比一般运动员和记者的关系更为亲密。一个法国老记目睹了事故全过程，跌倒在桌边，开始流泪。公共系统的声明和电台报道互相矛盾，意大利记者疯狂联系塞纳被送往的那家医院。
由疲劳开始的一天最后演变成了一场真正的噩梦。比赛还在进行，报社就打电话来让我们预先把悼文写好，我接到要求写一篇千余字的文章关于塞纳的生平。（这种事老记者常做，即兴演讲然后手下的人记录）同时我们还要继续关注比赛。
电话再次一遍遍地响起。“要专题，资料，各方反应，短评，解释这一切的所有所有”，当然还有惯常的，但会长很多倍的比赛报告，很多很多……
当F1开始偏离原来的轨道，当围场内专家们哑然无声，当一个个问题扔向伯尼，当伊莫拉官方在责任的重压下支支吾吾，正是这些要求让我们还保持着完整的职业本能。那时对伯尼来说很困难，他惯常的冷幽默完全失效，塞纳的家属和巴西媒体向他施加了很大压力。当时几乎没有消息是可信的。FIA主席马克思莫斯利并不在现场，他在英格兰的家中，通过电视屏幕，目睹了这一切的发生。
匪夷所思的是几天后，一家英国小报说伯尼在悲剧发生后起身离开了他在伊莫拉的私人办公室，站在花园里哭泣。这种无凭无据的报道和更大的谎言在之后几天大量涌现，各色流言包围了这起F1进入现代以来的最重大事件。
到了黄昏的时候，最坏的消息已经确认和公布，比赛结束后，夹杂着键盘的敲击声，直升机的盘旋声和车离开赛道的各种声响，不怀好意的争吵和审问又开始了。围场内特殊的气氛已经悄然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消失殆尽，对赛道官员的质问换来一纸辩解的声明，刚开始的震惊到现在只剩下如何分摊责任。
最后，在完成超量的工作后，我们步履沉重地回到了住地，在Riolo Terme的Villa Fiorita酒店，是一对慷慨的意大利姐妹开的，我们连续几年都住在这里。天已经黑了，记者脸上近乎休克的苍白早已写满了疲惫。
星期一的早晨我们亲自造访了Tamburello弯，写了一篇reaction and dexxxxxive的文章，然后立刻前往机场，在那里又碰到了Sid Watkins教授，他讲述了当时的情况和经历，塞纳死的时候，他就在他的身旁。飞回伦敦后，我们又赶往莫斯利在他伦敦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小小的楼里挤满了聚光灯和疲劳的人们。雨点般的问题被准备过的回答一一化解。那些记者在伊莫拉品尝到的所有滋味，是莫斯利永远都无法感同身受的。
英国和欧洲对此的反应让人吃惊。虽然莫斯利大谈显著的安全隐患和不可避免的死亡，但显然他的论调和大众的需求背道而驰，人们需要他对塞纳的死做出更明确的解释，而不是用这种不痛不痒的回答一笔带过。
莫斯利很快意识到了这点，几天后又在巴黎重新召开新闻发布会，民众的拷问就此开始：为什么Tamburello弯的外侧是墙—— 一堵水泥墙？为什么没有轮胎墙？为什么缓冲区那么小？为什么那里的车速那么快？为什么对车手的保护那么烂？
我在家，电话仍然响个不停，每天都催我不停地写写写。即使过了一周仍不放过我，让我换新的角度，做新的采访。与此同时，巴西圣保罗，一切都暂时停顿，在全世界的注视下，塞纳落葬在Morumbi。伯尼被塞纳家属列为不受欢迎人士，而塞纳身前最大的对手则在出殡的队伍里默默地擦拭眼泪。随后就是摩纳哥站的前瞻和准备工作，作为全年最具魅力的分站比赛，作为全年最具魅力的分站比赛，这是一场前所未有需要回归其本质的比赛。
有意思的是，在我从Stansted飞往尼斯的航班里，我的邻座是一个年轻拉美人。他眼里一直噙着泪水，是塞纳的车迷。事实上，他亲自参加了塞纳的葬礼。他，就是巴里切罗。
当时巴里切罗的心已被完全掏空，黯然，感人而又悲凉，这样的状态根本不适合比赛，他的身体和思想已经完全被感情所支配。幸好艾迪乔丹向他敞开了怀抱，在那个曲折的周末悉心照顾着他。那是场恐怖的摩纳哥站，之后每个人都因为五月终将走到尽头而长舒一口气。
